【媒体报道】南方都市报：学校性教育进退两难，距离“什么都能讲”还有多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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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者按：最新修订的未成年人保护法将于2021年6月1日起实施。其中首次明确写入了“学校、幼儿园应当对未成年人开展适合其年龄的性教育，提高未成年人防范性侵害、性骚扰的自我保护意识和能力”。不过，性教育应该包括哪些内容，在国内仍然面临巨大争议。此前，国内性教育工作者多次尝试推广性教育，却因遭到家长和社会反对而被迫停止。在国内大多数学校尚没有性教育的局面之下，一些人认为应该先在学校为孩子们提供“60分的性教育”，另一些人则放弃了在公立学校推广性教育的路径，转而选择民间化商业化的路子推广“全面的性教育”。

“一千个家长里有一个人反对，学校性教育就没法干。”性教育学者方刚这样说。2015年在公立学校推广性教育“碰壁”之后，他开始反思自己的性教育路径，最终决定放弃“普度众生”，转而采用收费模式与那千分之一的反对者“割席”。

性教育工作者往往如履薄冰，他们发现精心搭建的大厦常常毁于极少数人的反对，学校性教育因此难逃进进又退退的命运。

2020年10月17日新修订的未成年人保护法颁布，“性教育”被写入其中，这是该词首次进入我国法律。不少人将此视为一个新开端，方刚却认为学校性教育不能仅仅是“防性侵的教育”，而应该是一种“什么都能讲”的赋权型性教育。

努力把性教育送进学校的家长

性教育从来不乏反对者，最难说服的是家长。

“我女儿还小，希望您做老师的不要教给她一些乱七八糟的东西。”在得知课堂上小学老师给学生科普怀孕知识后，一位家长向老师表示不满。[1] 这件事发生在2020年9月，放在国内性教育的普及之路上，不过是一朵小小浪花。

不少家长仅凭感性认知就给性教育投了反对票。不过，也有家长在千方百计地把性教育送进学校，王弘琦就是其中一个。

在浙江生活的王弘琦是一个一年级男孩的爸爸，也是一名赋权型性教育高级讲师。他从工程管理转行做性教育，离不开性教育学者方刚的影响。这几年，他一直想把性教育送进儿子所在的一所外国语学校。“许多人说性教育进学校是不可能的，我想挑战挑战。”他说。

他的挑战正在接近成功。王弘琦告诉南都记者，作为学生家长，他有机会接触到学校外联部的老师，并得到了他们的认可。他们针对六七年级学生共同策划了一期青春期性教育讲座——《青春期那些事儿》，正是这次讲座敲开了学校的大门。

原来，该校一位领导也参加了那次讲座，他在听讲后对性教育有了新的认识，说要在学校培训老师，给学生们做性教育。很快，学校成立了性教育小组，王弘琦受邀来给老师们讲课。

学校认同了，家长会不会反对？王弘琦早已听闻性教育进学校最难的就是获得家长的认可。为了给家长“打预防针”，王弘琦在学校家长群里一面分享性教育理念，一面以家长的身份“帮学校说话”。他参与孩子班级家长委员会竞选，担任宣传委员。“不能当‘头’（指家长委员会主任等），否则很多话就没法说啦！”

为了做好家长工作，王弘琦参与策划学校每周一次的读书汇、每月一次的家长课堂，其间家长与专家一起交流孩子养育、非暴力沟通等方面的知识和经验，当然也涉及性教育的内容，比如有一期家长课堂讲的是《做好家庭性教育，养育健康的青少年》，系列的家长读书汇则会讲到《家庭性教育16讲》。“让家长们事前预知，认识到性教育的重要性和必要性，把可能的冲突消化掉。”他说。

王弘琦非常欣赏学校与家长沟通时的态度和做法。他说，学校每次给学生开课都会写一封信给家长，告诉他们课堂上讲的内容，这样既打消了家长的疑虑，也可以让家长参与到对孩子的性教育当中。

多数学校将性教育限定为防性侵教育或生理教育，要求讲者把握所谓的“尺度”。不过王弘琦告诉南都，他讲课时很放得开。“目前我没什么顾虑，赋权型性教育的价值观和学校‘身心两健’的育人理念是相符合的，学校和家长非常信任我，现在也不会提前审核我的课件。”他说。

当然，这一过程也有观念的碰撞。在策划课程初期，就有老师提出给孩子讲性要不要男女分开，王弘琦说不需要，并细心解释原因。实际上，也不是所有家长都完全认同他的性教育理念，但也许是前期后期工作到位，至今没有一个家长提出反对。

学校的“后顾之忧”

作为性教育讲师的王弘琦本身也是家长，这使他容易获得学校和其他家长的信任。

你我伙伴性教育支持平台负责人张耀华认为，中国性教育的核心问题是绝大部分地区的孩子还没能接触到最基本的性教育，所以非常迫切的是，“让更多的孩子接受性教育，哪怕是基础的、及格水平的性教育”。他认为，与政府、学校合作是性教育最有效的推广方式。

然而，多数学校的性教育遇到了各种各样的阻力。前段时间，你我伙伴的团队在安徽要开展一项性教育的对照实验，当地政府部门事先帮忙协调了一所小学，然而当校长看到问卷时，却说内容“太露骨了”“太伤风败俗了”，校长甚至将问卷发到了当地校长群里“吐槽”。

张耀华说，相比于几年前，校长直接反对性教育的现象已不多见。随着社会观念的变化，如今多数学校的管理者和老师都很重视性教育，“但是对于怎么做，做到什么程度，学校却有着各种各样的后顾之忧”。

忧虑主要来自上级部门和家长、社会潜在的反对意见。张耀华说，尤其是当下政策不明朗的情况下，学校在开设性教育课程时非常谨慎，往往以保守来换安全。因此，你我伙伴探索了一些规避风险的方法，比如将性教育融入学校青春期教育、心理健康教育甚至体育课当中，促进学校长期系统地开课。

你我伙伴和一些地方教育部门有合作，但张耀华发现，其实政府部门更想要的是宏观的“健康教育”而非性教育，你我伙伴能做到的只是在“健康教育”中嵌入更多性教育的内容。

尽管如此，在一个十四亿人口的国家，一家机构的推动力是十分单薄的。你我伙伴的课程都是针对学校场景，目前已在全国大概3000所学校开设了课程。2019年全国中小学校有24万多所，你我伙伴仅覆盖了1%多一点的学校；近3亿未成年人中（六普数据），你我伙伴仅覆盖约200万人，不到千分之七。

“但是，你我伙伴已经是国内做性教育覆盖规模最大的组织了，其他较大的组织一年能服务几万孩子就已经很多了，即使是这样，在国内专门做性教育的公益组织不超过10个。”张耀华说。

“只要一个家长反对就做不成”

出于各种忧虑，更多学校属于“沉默的大多数”。“有人反对就不做，肯定有人反对，所以不做。”对于学校性教育，方刚不是很看好，他认为在当前国情下，学校性教育走不出这个“死局”。

这些年性教育的争议事件，几乎每次都是从少数几个反对者开始。2017年3月，杭州一所小学的家长在网上分享了《珍爱生命》（小学生性教育读本）上的两张插图，插图中父母相拥躺在床上，写着“爸爸的精子进入妈妈的子宫”，这位家长质疑学校给孩子准备的课外读物“尺度太大”。

这套教材的主编、北京师范大学性教育课题组负责人刘文利那段时间心力交瘁。尽管健康教育专家以及众多网友对该书内容表示支持，但杭州这所小学最终还是将读本撤下。

方刚对于这种苦恼也深有体会。2015年1月份，他与山东省相关部门合作，为当地400多名中小学教师做了性教育培训。但当老师准备为学生上课时，遇到了部分家长的反对。一些人轮番向方刚发难，指责他“推广性开放文化”“企图颠覆中华民族伦理道德”。山东省教育厅、济南市教育局也接到“家长”打来的抗议电话，迫于各种压力，山东省不得不出文件，“封杀”了方刚的这次性教育实践。

这成为方刚性教育实践的转折点。“只要一个家长反对就做不成，你要敢做，他找上面闹，任何一个人都受不了。”方刚说。

就在最近，方刚的一位研究生要去幼儿园给孩子讲性别教育绘本，园里其他家长都支持，只有一个家长反对，园方建议这名家长不要让自己的孩子去听这节课，家长却说这是孤立自己的小孩。上也不行，不上也不行，这位家长说你们敢做他就去教育部门起诉，园长没办法，只好叫停。

“什么都能讲的性教育”

张耀华的性教育策略是把“普及到60分的水平”放在第一位，以帮助更多孩子获得最基础的性教育。但即便如此，和学校的沟通也有很多困难。

“每年都会有大量的学校和老师来找我们，他们那出了问题，希望我们去‘救火’。”张耀华说。所谓“救火”其实是补漏洞，一些学校遇到了关于性的紧急情况，但此前开展的“性教育”却不足以帮助学生应对。

他举例，有一所职业学校组织老师给学生讲艾滋病预防，其中本来会涉及性传播与避孕措施。然而，校领导提出孩子太小，“什么都不懂”，说避孕就不用讲了。结果没过一周，学校紧急找到张耀华，说有个学生在操场把孩子生下来了。这个时候，学校才觉得避孕可以讲了，甚至流产也可以讲了。

当我们在谈论性教育时，我们在谈论什么？在方刚看来，这是一个要明确回答的问题。他说，严格来讲，我们的性教育一直存在，守贞教育也是性教育，但这与科学的、全面的性教育相去甚远。

现实中，涉及性教育的名称各式各样，从生理卫生教育、青春期教育、艾滋病预防教育、防性侵教育、家庭生活教育甚至守贞教育、纯洁教育等不一而足。至今，在一部分民众那里，性教育依然被理解为关于性行为的教育，因此成为一个需要避讳的名词。

科学的、全面的性教育概念并非没有严格的定义。2018年1月，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发布了新版《国际性教育技术指导纲要》，针对青少年的性教育计划归纳出８个关键概念：“关系”“价值观、权利、文化和性”“理解性别”“暴力和保持安全”“获得健康和福祉的技能”“人体发育”“性和性行为”以及“性和生殖健康”。“性和性行为”只是其中的一个方面。

方刚不看好学校的性教育，他不想为了与学校合作而选择退让，尤其在经历了2015年那次“碰壁”后，他更坚定决心，他只做“什么都能讲”的性教育。

“什么都能讲的性教育”，讲些什么呢？方刚认为，正确的性教育要正视性的愉悦性，例如对自慰的认识，具体到去讲自慰的方式。“如果你是个妇产科医生，你了解妇产科医院门诊每年有多少青春期的女孩，因为用各种稀奇古怪的自慰方式受伤，你就知道这是非常需要的了。”他说。

2017年那年，《珍爱生命》成为舆论焦点后，刘文利曾作出一段回应。她这样说：“当一个身体器官的科学名称都不能从大家嘴里说出来，这个器官的结构和功能能得到正确的描述吗？能够得到很好的尊重和保护吗？当一个孩子遭受性侵害，他连什么地方被触摸都描述不清楚，如何得到有效保护？”

性教育要强调性的正面价值，而不仅仅是讲预防性侵犯、性骚扰。方刚认为，只讲预防性侵犯、预防性骚扰的教育也是非常危险的，甚至可能是有害的。性教育应讲性愉悦、性是正面的、积极的，性侵害、性骚扰只是和性有关的非常小的一部分。

性教育应鼓励青少年自主选择，具体到如何处理一份感情，如何处理失恋、“劈腿”、被当备胎等问题，以及面对性侵害时说“不”的能力。方刚介绍他的性教育理念：“我们跟受教育者讨论每一种跟恋爱有关的情况，可能遇到的、你要作出的选择，以及每一种选择可能给你带来的机会、风险和挑战，并且最终尊重他们的选择。”

性教育“民间化、商业化”

2015年，方刚不仅反思了学校性教育工作可能面临的“死局”，也反思了自己过去六年时间做公益性教育的成效，他发现自己会陷入沮丧。

从2009年到2015年这六年间，方刚从一些基金会陆续拿到200万元的资助金来做公益性教育，培训了5000多名中小学、幼儿园以及大学的老师。“但是非常遗憾的是这么多年过来了，今天如果你问我那5000多名老师谁做性教育做得比较出色，比较有影响？我说不上来，我甚至不知道他们谁在做性教育。”

只做“什么都能讲的性教育”，意味着方刚不想再去与学校碰撞、磨合，他要走一条属于自己的性教育之路，那就是民间化、商业化。

“商业化可以讲那些在学校性教育体制里面不能讲的内容，这是一个优点。性教育的商业化尊重当事人的选择权，可以购买不同的商品，可以挑选不同老师的性教育。”方刚认为，商业化相当于在全面性教育的支持者与反对者之间建一道“防火墙”，以保卫“什么都能讲”的性教育。

2020年10月17日，新修订的未成年人保护法公布，这部法将于2021年6月实施。其中在关于“学校保护”一章中规定，“学校、幼儿园应当对未成年人开展适合其年龄的性教育”。这是“性教育”一词首次出现在我国的法律中。

当天，刘文利兴奋地发朋友圈称赞“这具有里程碑意义”。张耀华也对此十分看好，他说今后找学校和政府部门谈，新未保法就是一个可以拿出来的“既直接又正面的法律依据”。

不过，那几天方刚却乐观不起来。他认为，未保法里提到的其实是“推动防性侵教育”，而不是“全面性教育”。在那之前，他多次表达过类似的看法，“防性侵教育不是性教育，防性侵教育是性教育中的一小部分，只讲防性侵教育，可能给受教育者带来更大的伤害。”他对南都记者说。

方刚认为，未保法提到性教育是一个进步，但是距离全面的、“什么都能讲”的性教育还非常远，真正的性教育还有赖于底层行动，即民间的、商业化的性教育。

对于方刚目前所做的事情，张耀华表示赞同。不过他认为，性教育进学校和进市场两者并不矛盾，也不割裂。“一个注重普惠，解决的是60分的问题；一个是注重个性，解决的是60分到100分的问题。”他说。

张耀华认为，你我伙伴目前还是要集中精力，用最少的时间先让更多的孩子接触到“60分的性教育”。“可能在未来，我们也会尝试用社会企业的方式为有付费能力的学校和家长做一些课程产品，然后用这些收入来补贴性教育公益服务的成本。”他说。

至今，方刚的猫头鹰性教育青春营和少年营已经分别开营40多期。他说每期都满额，他再也没有遇到过可以威胁他开展全面性教育工作的反对者，“这就是民间性教育的优势，它做成了体制内性教育没有办法做的事情”。

南都记者胡明山 发自北京（图片由受访者提供。）

编辑：吴斌